镜鉴褚时健：站在“原罪”的十字路口，时代企业家命运沉浮启示录

2001年，在该方案的基础上，北京市牵头，科技部、财政部、中科院联合批准了联想控股的股份制改造方案，联想用此前积攒的未分红的资金，购买了35%的股权。联想的资产清晰计划终于水到渠成。通过股权改制，柳传志为中国的国有高科技企业，探索出了一条产权公私共有的新模式。

完成联想股权的清晰化，也因此成了柳传志一生得意的重大工作。

在联想股权改制成功之后，1998年，中国的国有企业家们迎来了国企产权改革大幕的开启。据刘现伟透露，改革包括“扩大企业自主权，试点对企业家的中长期激励，尝试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等”。

也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，国内企业界开启了一场以“国退民进”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。

“数以百万计的国有、集体企业被出售给私人，其中，苏南及浙北地区就有97%的国有、集体企业被私有化。”吴晓波在书中写道。“这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，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‘惊险一跃’，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。

改革还在继续

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，不会一蹴而就，在长期的变革之中，旧的问题解决，新的问题复又出现，有时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历史轮回的影子。

2014年10月，在浙江湖州某看守所，检察官问褚健：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对方答：“不知道。”“如果不是坐在这里，今天是你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答辩日。”检察官说道。这是吴晓波笔下的褚健故事。

褚健，这个名字和“褚时健”仅差一字的企业家，曾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，有自动化科学家、浙江大学副校长、企业家等多重身份。

1992年，他下海创办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（后更名为“中控科技”），这家公司曾“将国际同类公司的产品价格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，为国家节约起码400亿设备引进资金”，是国内工业自动化领域少数能与国外抗衡的几家公司之一。

在2013年10月被刑拘之前，褚健的名字还曾出现在173位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单中。

2015年2月，浙江湖州市检察院对褚健提起公诉。据新京报报道，检方指控，褚健涉嫌犯有“贪污罪，挪用公款罪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，会计账簿罪”等，指控的事实“全部与褚健所创办的中控科技有关”。

要想理解褚健事件，需要回顾中控科技的发展史。中控科技前身——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是1990年代典型的“红帽子”企业：创办资金虽来自褚健自筹的20万，但公司挂靠在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中心，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。

据新京报报道，1998年前后，中控和浙大另外两家校企浙大半导体、浙大快威科技合并，打包成立浙江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浙江海纳”）上市。2002年前后，中控、快威又先后从浙大海纳剥离。随后，褚健引入风投，用2950万元将一手创办的中控从浙大“赎出”，中控从浙大校企变成民企。

中控这次“单飞”后来成了检方指控褚健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实。根据检方指控，“中控从浙大海纳退出过程中，褚健利用担任浙大工程中心副主任，海纳中控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科研项目负责人等职务便利，通过低价转让股权等手段侵吞、骗取公款，共计6579万余元。”

和褚时健一样，褚健一案同样在国内引发了诸多争议。浙大阮方民教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，褚健“当初根据国家政策和学校政策推行产学研一体化，创办了科技类校办企业，相当于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‘红帽子企业’，这就造成了公与私的边界不是很清楚，因而形成争议。”

在吴晓波看来，褚健案涉及多个命题，其中争议最多之处在于：中控科技的产权清晰发生于2003年。在1998年到2004年的国企产权清晰化运动中，中央到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。

这带来的结果就是“每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而讳言莫深。从严格的现行法律意义上，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‘国有资产流失’，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‘侵吞’之嫌。”

“褚健所涉及的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，进行产学研结合、大学教师创业初期的事情。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相关政策，对很多探索的情况还没有明确、完善的规定。”2016年，浙大多名教授在公开声明中如此写道。他们认为，针对这类问题，应给当时创业的教师们一个相对宽容的看待。

随着褚健被拘，民间发起了系列援助性行动：2014年4月，四位信息安全相关领域的工程院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，为褚健事件陈情; 2016年，浙大多名教授呼吁应该历史地看待褚健们的“原罪”……

2017年1月16日，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宣判，褚健犯有贪污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罪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。

我们无意为褚健辩护，正如资深媒体人胡宏伟所言，“罪”与“非罪”自有法律公断。我们更愿意在大历史的时空中还原本质意义的褚健：他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？为什么发生？意味着什么？梳理这些问号无疑是必要的。从褚时健到褚健，他们的悲剧是个人的，也是时代的，但肯定不应该是中国改革未来的。

相隔18年，褚时健和褚健，踏入了相似的河流。而在他们的故事之外，人们关于企业产权体制的探讨和改革还在继续。

刘现伟认为，过去40年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就在于，企业的自主权比原来高很多。比如，国家允许国企通过混合改革引入民间资本，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企业家个人与企业利益的平衡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企业股权结构、薪酬制度、人事制度三个关键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胡宏伟曾写道，没有产权的清晰，鲁冠球就不可能从宁围乡政府的怀里抱回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，从而将万向集团推向纵横四海的巅峰；没有产权的清晰，娃哈哈很可能仍只是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局所辖的校办作坊，宗庆后绝不可能有勇气坚韧不拔地打造世界级饮料帝国，并创就了自己的中国首富地位；没有产权的清晰，民间财富力量的崛起必是一句空话，中国式市场经济亦将寸步难行，难言未来。

回望过去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条长河，因为时代的局限，每个阶段都在观念、体制和法律等层面呈现出不同时空的历史印记。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家来说，他们亲身见证了中国经济体制从混沌初开走到新时代，期间他们碰撞、试错、摸着石头过河、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向前。

但无论如何，人们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，我们需要规范的资本工具和游戏规则。因为“公平和清晰的规则，不仅有益于经济的长期发展，更直接关乎我们个人的旦夕祸福”。

参考资料：

袁丽丽著.（2012）.《鲁冠球：40年不倒之谜》.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.

周桦著.（2016）.《褚时健传》.中信出版社.

“中国企业成功之道”联想集团案例研究组编著.（2012）.《联想成功之道》.机械工业出版社

吴晓波著 .（2017）.《激荡四十年：中国企业1978-2018》.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.

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 .（2008年07月15日刊）.《30年那些落马的中国企业家》. 作者：陈建芬

《商业周刊/中文版》.（2018年第14期）.《独家专访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：人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》作者：张宇婷

和讯网. （2015）.《联想改制：你学不了》.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仲继银

网易财经. （2015）.《柳传志内部讲话感激中科院：股权改制成就联想》

袁剑.《刀锋：金融家命运启示录》.

新京报.（2016）.《 褚健案争议》. 作者：谷岳飞

新华社.（2017）《中国黄金集团旗下中金珠宝混改落地》

王爱武.《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》.2018.7

张莉艳.《控制权回报、行政干预与国企高管腐败研究》.2018.6

周学东.《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》.2013.10

周桦 .（2015）《褚时健传》.中信出版社

搜狐财经.（2017）《混改+互联网”成为国企改革的新现象》作者：李锦

华夏基石.（2019）《国企混改重在“改”而不在“混”，多案例详解国企改革成功路径 》作者：郭伟

第一财经.（2018）《中国黄金董事长宋鑫：中金珠宝混改资金已全部到位》

证券时报.（2019）《连维良：今年将推出100家以上国企混改试点》

检察日报.（2011）《健力宝创始人获刑15年:为什么做好时国家不奖励》作者：唐红娟

中国经营报.（2018）《联通混改180天：机构不断重叠，改写利益分配格局》 作者：索寒雪

吴晓波.（2014）《褚健困境——写于褚健被拘一年之际》

胡宏伟.（2014）《从褚时健到褚健》

（编辑：温州站长网）

【声明】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，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站立场。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，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!